古龙作品的文学本位研究

对古龙作品的文学本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作品研究与古龙小说艺术特色及影响两方面。

《绝代双骄》是古龙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中国武侠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陈墨以《<绝代双骄>的人性洞见与书写》为题，借用弗洛伊德本我、超我、自我及威廉·詹姆斯人的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等理论对江小鱼及花无缺等形象进行了分析。陈墨先生认为，花无缺、江小鱼，算上江别鹤、江玉郎父子，书中集齐了本我、超我、自我三种人类样本，而江小鱼达到本我、超我、自我三位一体的境界，是《绝代双骄》中最奕奕闪光的人物。台湾真理大学副教授蔡造珉则聚焦《绝代双骄》主题，认为该作品的真正意义体现在对人性善恶的讨论上。古龙不仅为我们塑造了三个层次的各种恶人，还写出了“善人之恶”，告诫世人，善人若丧失了思考能力，也可能造成“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的悲剧（《恶的解析――谈古龙<绝代双骄>中恶的层次与善的向往》）。

《欢乐英雄》是古龙晚期代表作，也是评价最为参差的作品。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刘国辉的《我欢乐，我英雄——古龙<欢乐英雄>后现代性刍议》，首次从后现代理论视角对《欢乐英雄》的结构特点及人物塑造进行了分析，指出古龙的《欢乐英雄》是其求新求变中的又一次突破，它通过去权威化、去中心化、碎片化的叙事，塑造出数个游戏人生，高扬自由、爱情、友情及个人体验的平凡之侠，传递出“我快乐所以我英雄”的崭新观念，是古龙小说中最贴合当代人心理的一部力作，是古龙武侠小说越来越受到当下年轻读者喜欢的主要原因。

英国华威大学副教授刘倩以《萧十一郎》《小李飞刀》和《绝代双骄》为例，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以法国学者勒内·基拉尔 “摹仿欲望”“三角欲望”等概念，解读古龙痴迷的“三角恋爱”这种爱情格局的底层逻辑，及其与西方骑士文学爱情观的异同（《古龙小说中的三角恋与西方骑士文学的爱情观——兼论古龙作品的西方译介》）。

上海大学教授石娟则从个人阅读经验及长期教学实践中捕捉到在年轻读者中，古龙魅力渐超梁、金的现象，并提出古龙武侠叙事艺术的核心密码到底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对古龙原刊与修订作品的对比及频繁转行的形制特征的分析，石娟认为是古龙刻意营造的“叙事删节”与放弃描写武功招式，着重渲染痛快淋漓的嗜血和转瞬即逝的死亡的叙事风格，造就了古龙作品“时间紧密相连”的阅读快感，可将之称为“时间美学”。而这样一种形制上的创设，深刻地影响了大陆新武侠及网络类型小说的创作，证明了古龙对于武侠小说的先锋性实验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修订·武功·阅读：古龙小说的时间美学》）。

中国武侠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教授罗立群的《古龙对武侠小说的创新与贡献》则从“江湖：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武功：气势、象征与哲学对话” “古龙体：创建新型的叙事范式” “古龙小说创新的价值”等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将古龙对武侠小说发展的贡献进行了宏观的、提纲挈领式的总结，对于古龙创建的新型的叙事范式，及为武侠小说注入的现代性思考与先锋艺术特质给予了高度评价。

古龙的思想源流与精神世界

中国武侠学会副会长、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国家博物馆编审马玉梅，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汇川同时关注到古龙侠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问题。汤哲声的《“古龙风格”的形成与大众文艺改编（IP）和智能合成（AI）分析》虽非古龙侠义思想专论，却对古龙笔下的侠的文化内涵有深刻的阐释。汤哲声认为司马迁《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和班固《游侠传》描述的“游侠”都出生草根，有着信、勇、义、气等特质，可称之为“原侠”。数千年的发展，中国大侠形象有了更多的社会意识的赋能，而古龙对大侠形象的设定，则将那些社会意识赋能除去，还原了中国大侠原来的形态：侠之大者，真情善性。

马玉梅的观点与汤哲声教授有相似之处，同样认为古龙之侠是对侠之千百年来“儒化”趋向的“反动”，是对司马迁笔下“游侠”的“回归”。不同之处，马玉梅认为司马迁的游侠最大特质不仅体现在信、勇及救人急难之上，更体现在其对“侯之门，仁义存”的所谓“正义”的质疑上，侠的本质是，他们不仅有为他人毁家纾难的温度，还有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勇敢地对威权说“NO”的态度（《是反动，更是回归——试论古龙对司马迁游侠传统的承继》）。

李汇川认为中国侠文化经历了一条从外部规范到内心自觉的过程，正是在这样的传统上，古龙实现了对“侠”的彻底内化与现代化转型。古龙的侠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的哲学的（《酒神·孤客——古龙小说中“侠”的现代性突围》）。

中国台湾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林保淳认为，港台新派小说作家无不受古典说部影响，而受“说唐系列”影响最深的，无疑是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中钩画的百晓生及《兵器谱》。在系统梳理了金庸、司马翎、慕容美等与古典说部的关系后，林保淳认为，“说唐系列”的英雄排名，严整而齐饬，不容紊乱，这就是威权的基本样态。而百晓生《兵器谱》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个人可以通过精进努力，打破旧有的威权秩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时代的推演下，旧有的规制威权，是如何逐步被一代一代的作家打破的（《试论百晓生的〈兵器谱〉》）。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夫龙的《古龙小说的暴力书写》通过对古龙小说“暴力书写优雅化”的书写特点的分析，指出古龙在小说中大量描述和呈现了如自恋狂、偏执狂、虐待狂与被虐待狂等变态心理，古龙人物形象的这一特征，与其自身的生存经验、生命体验、人格心理有关，也与其对西方现代派艺术技法和心理分析理论的借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眉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会长覃贤茂则从训诂学出发，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剑具有传统性，高贵，典雅；刀富于现代性，平民，世俗。刀、剑作为武侠小说最常见的两种武器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武道圆融，排斥一元论的的思维方式；而古龙小说对刀的偏爱，与其道化的武学倾向与武学趣味相符（《剑吹白雪，刀飞繁花：差异互补的两种武侠文化》）。

古龙作品的海外传播

古龙作品当年不仅火遍中国，还广泛流行于东南亚地区。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秘书长顾臻系统梳理了古龙小说海外译介情况。

据他统计，古龙小说目前有泰、印尼、越南、韩、日、法、英等七种不同语言的版本，其中泰国、印尼与越南译介较早（均始于20世纪60年代）、翻译作品数量较多，且不同程度都出现过古龙小说阅读热潮。韩国（始于1986）、法国（始于1990年）、日本（始于1998年）紧随其后，而英译本的出现则已经是新世纪的事了（2004年）。除纸质出版物外，网络的发达还催生了很多武侠爱好者加入自发翻译的队伍。顾先生认为，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武侠小说可以算得上一块亟待开垦的富矿，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个有趣且有价值的领域中来（《古龙武侠小说翻译史述略》）。

广东理工学院双师型教师李言则以古龙等人作品在韩国的译介与影响为例，对当代武侠文化叙事的域外传播与再造进行了深入分析。李言认为，20世纪中叶香港“文人南渡”催生的武侠文学，在冷战格局下通过移民迁徙、文化商品输出及儒家文化认同三重路径进入韩国，而金庸、卧龙生等港台武侠作品在韩国都经历过从译介模仿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这其中“文化叠加效应”、原始儒家忠恕理念与韩国战后民族精神重建需求相契合、左翼文学的家国情怀与市民文化娱乐属性形成的张力、邵氏电影工业体系赋予武侠文化全球流通的商品属性等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代武侠文化叙事的域外传播与再造——以韩国为例》）。

韩语版《多情剑客无情剑》译者、韩国明知大学教授崔宰溶作了视频发言。据其介绍，因为中韩文化素有渊源，韩国人对古龙作品中的核心概念理解不存在障碍，古龙小说在韩国大受欢迎。崔宰溶还分享了武侠小说翻译中的难点及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莫斯科国立学校讲师阿列克谢·库兹明是古龙作品《从北国到南国》的俄译本译者，他分享了自己阅读古龙作品的感受：“尽管它不属于武侠题材，但其中蕴含的特质必定会吸引读者。那就是真诚，是对生命极致的情感体验，是潜藏于表面之下的情感火山，同时也是对20世纪历史剧变的体验。”“我认为，古龙笔下的人物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相信，这部作品的俄译本将促进俄中两国人民的亲近。” 阿列克谢还回顾了武侠小说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并对中华侠文化如何突破文化传统相异的壁垒融入俄罗斯文化提供了具体的可行性建议。

刘倩的发言，也涉及武侠小说在西方译介及传播的可能路径的探讨。

古龙作品在当代的多维度开发与利用等

关于古龙小说在新媒体时代的开发，有鉴于古龙曾与金庸并举，两人小说、IP、文创产品的延伸都曾不相上下，然而近年来金庸小说IP的发展已形成产业链，而古龙小说的IP发展却陷入僵局，只是偶然活跃于电玩市场，香港珠海学院副教授邱健恩的《武侠IP双城记：金庸古龙市场发展轨迹与未来启示》试图从市场经营的角度，寻找导致差异的原因。通过对金庸、古龙生命轨迹、出版方式、推广方式的对比，邱健恩提出，金庸与古龙IP发展的差异是由文本以外的种种客观原因造成，与两人小说优劣无关。推动古龙小说以及古龙IP未来的发展，必须另辟蹊径，而不能仍纠结于讨论金古小说孰优孰劣，或如何重新发现古龙小说有何优点。

汤哲声则认为，古龙小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改革，标志着中国武侠小说由精英化转向了大众化的创作。人性大侠、角色小说和侦探兼类构成的“古龙风格”既是古龙创作的自我追求，也是在时代风尚影响下形成的创作形态。大众化的武侠小说与大众文艺有更为紧密地融合，为大众文艺改编（IP）和人工智能合成小说（AI）提供了绝好的文字材料。

江苏张家港市群众文化副研究馆员程维钧，唐山区开平区新时代文明中心负责人、古龙武侠论坛版主杨光则对古龙作品的版本情况及合署作品《龙凤珮》的归属问题进行了探讨。程维钧的《古龙版本研究：鉴赏与批评的文本基础》运用校勘学方法，通过比对中国台港、东南亚及中国大陆的原始连载、原刊本、出版社修订本、再版本及今本，对古龙小说的版本流变、文本原貌、伪作代笔、创作时序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辨析，为古龙小说的鉴赏与批评提供了更为坚实的依据和基础。杨光的《古龙佚作〈龙凤珮〉考述》对刊载于《武侠与历史》杂志378—379期、署名为“古龙、高桥”的武侠小说《龙凤珮》的真伪、作者归属情况作了辨析。通过对相关背景资料的研究，对文本文风、人物取名习惯、意象符号使用、叙事策略、人物塑造等的解读，彰明该小说与古龙创作谱系之间的联系。

研讨会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姚军主持，分上午、下午两场进行，汤哲声先生做了总结发言。汤哲声认为本次研讨会有四大特点。（一）就古龙及其作品进行专题研讨，在中国大陆还是第一次，在台湾地区也仅召开过一次。武侠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独具的文化，在中央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此次会议的召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研讨会内容广泛，涉及作品研究、版本研究、译本研究及海外传播等，有微观研究也有宏观观察，运用新理论提出新观点，全面、立体地展现了古龙研究的新成果。

（三）研讨会汇聚了来自英、俄、韩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老中青三代武侠文学研究者，其中不少人还有武侠小说创作经历，国际化程度高，代表性强。

（四）本次研究不是孤立的，它与“飞龙在天——纪念古龙逝世40周年”的其他活动，如“古龙影视计划发布”“古龙文化研究进校园”等配合，场内场外一齐发力，相信会将古龙研究推向新的高潮。汤哲声最后表示，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平台与机遇，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力争把武侠文化研究、把武侠作家研究推向深入，给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来自全国各地的武侠文学研究者、创作者、爱好者等30余人及部分媒体代表旁听了会议。（马玉梅）

（转载：公众号·中国武侠文学学会）